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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時奧巴馬只是為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做的一場政治秀，那么如今的特朗普“美國利益第一”的霸凌主義卻是動真格的，而且不僅針對中國。僅340億美元的開場戲就是當年17億美元的20倍，可謂來勢兇兇。當年就有美國經濟學家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說，此案每年將會使消費者增加6~7億美元的支出。如果說，此案每挽救3名美國輪胎工人的工作崗位，但卻會造成另外10名其它相關崗位員工的失業。這或將是今年貿易戰后果的真實寫照。

汽車產品對兩國經濟都太重要了，所以在這場貿易戰中，都未能幸免于難。其中汽車零部件問題比較復雜。包括輪胎在內的汽車零部件是汽車產品漫長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一個重要環節。

2017年全年我國出口汽車零部件、附件及車身，汽車輪胎及內胎，包括其它汽車相關商品共計613.78億美元，高于進口件的370.46億美元。順差243.32億美元。但這些出口零部件中約有70%是三資企業產品。其中美資企業約占35%，估計影響到美資的約50~80億美元的產品。他們是屬于躺槍的，屬于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犧牲品。但是特朗普的最大目標是阻止中國在科技和經濟發展超過美國；其次他也在追求貿易平衡、追求恢復“鐵銹地帶”的工業生產、追求更多的工作崗位。已經有傳言稱，有些美資產品將從中國移回美國生產。

從汽車零部件出口角度看，中美雙方互相加征關稅，對美國汽車業的配套和維修市場均有百害而無一利。比如僅對特斯拉出口直接用于配套供貨的國內A股上市公司就有19家，其中結構件為7家、內飾件為2家。另外，還有繼電器、熱管理系統、動力電池管理系統、地圖、模具等等。部分汽車電子和動力總成等則分別由宏發股份、三花智控、均勝電子、四維圖新、天汽模、長信科技、東山精密等企業供貨。這么多的汽車零部件都加征關稅25%，則對于已陷入嚴重財政危機的特斯拉，無疑為雪上加霜。而在維修市場則是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2009年“輪胎特保案”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至于我國對進口汽車零部件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所傷害的則是依靠進口組裝的美國高端品牌豪華汽車，如凱迪拉克、Jeep，以及日產英菲尼迪等等車型，據說僅凱車由此帶來的損失為每年4000萬元。而中國為其埋單的則是那些購車的富裕階層。在售后市場，那些豪車配件本來就貴得離譜，再增加25%也不會有太痛的感覺。對于那些依靠進口自動變速器等組裝的日本和德國等國內車廠則影響不大，因為其來源地不在美國。中美貿易戰的開打將可能促進國內某些高端品牌汽車零部件的本地化進程。但這場貿易戰的發展是否會影響我國智能網聯汽車與美方科創企業的技術交流和合作，以及對于我國車企設在美國底特律、舊金山硅谷等地研發基地工作的影響尚有待觀察。